高校毕业生图书去向调查 教材难逃废品处理厄运
这天早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刘峰骑着借来的三轮车，驮着满满一车课外书来到长途大巴车站。他花费80元为这200多本课外书买了一张返乡的票，亲自“护送”它们“坐”上回家的车。
而就在前一天，他还为如何处理堆成小山似的书犹豫不决。他抱着积攒已久的报纸去了楼下的废品处，“4毛一斤，20斤，8块钱”，当这串数字从收购者嘴里蹦出来时，刘峰觉得自己“心都碎了”。这些报纸是他的心头之爱——每一期都完好无缺，并按出版时间整理好。他瞬间决定，自己的书一本都不能卖。
对于50多本教材、专业书，他不再考虑将它们卖掉，而是免费赠予学弟学妹。
在这个夏天，约有749万和刘峰一样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园。离校前，他们关心着这些陪伴自己大学生活的图书将流向何方。“实在无法用钱去衡量这些书的重要性”刘峰说。
跳蚤市场与毕业捐赠，最后的校园情怀
常涛和刘峰同级，是郑州大学法学院学生。与刘峰不同，他和室友毫不犹豫地决定把书都卖出去。寝室6个人，教材和课外书加起来数百本。他们把书单列出来挂在学校的贴吧上，同时还把书分批放在“跳蚤市场”上练摊，有模有样地吆喝着。
跳蚤市场上共46个摊位，有28个在卖书。其中卖教材的占大多数，课外书的转卖则几乎是个位数。
常涛说，自己逛了3年的“跳蚤市场”，如今终于轮到自己“练摊”。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传承。“学长学姐到学弟学妹、新书到旧书、转买到转卖，这是一个循环相传的习惯。”
“卖的是旧书，更是校园情怀。”常涛说，自己愿意尝试摆摊卖书，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前3年看别人卖东西，遥想自己毕业了也出来卖东西。所以现在我带着这种传承精神，也算是最后的校园情怀了。”
国际关系学院的赵奔，也选择在跳蚤市场卖书。赵奔卖书有自己的特色——不仅仅推销旧书，还分享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他会询问学弟学妹们大三之后的计划，然后给他们推荐图书，并且以他的个人经历作参考。旧书的售价基本定在5至10元一本，三四个小时后，他的旧书基本卖出，收入300元。而按这些书籍的原价计算，总和早已超过数千元。但在他看来，旧书甩卖最大的意义在于促进了图书的循环利用。
而在跳蚤市场卖不掉的旧书，可以选择放到宿舍楼里的“格子铺”。那是一个设在宿舍一层楼梯旁边的“流动书柜”，“多余无用的旧书就可以放在那儿，需要它的人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可以直接拿去看。”
6月1日那天，北京大学工学院大三学生张军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晚上8点半一下课，他和20多名志愿者开始在宿舍楼里挨个敲门宣传他们的毕业生图书回收项目——“薪火相传北大人”。
这已经是他第三年参加这项活动。自2009年初创以来，这项北京大学最大规模的图书循环利用公益项目，已经累计回收图书10余万册，平均每年的收书量达2万多册。
“虽然晚上直接回收的书并不多，但通过这次宣传可以为我们7月初更大规模的回收活动造势。”张军显得很有信心。
“除了闲书啥也没有留下，师弟师妹们努力做个学霸吧！”当天晚上10点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四毕业生王修竹在自己的朋友圈的状态里写道。就在那天晚上，她为“薪火相传北大人”送出了20多本教材和30多本杂志。这些图书经过张军他们的整理、登记、搬运，将在今年秋季开学时免费发放给新入学的大一新生。
“无处安放”的教材，难逃废品处理厄运
与张军境况完全相反，就读于安徽省某高校的周沫（化名）却对她一大摞的书籍犯了愁。据她回忆，大一入学时，因不了解大学校园的教学方法和授课体制，便听从学校要求订购了教材，四年的教材费大约2000多元。
“我们每个年级的同学都有相同的教科书，本院系的师弟师妹自然不会买我们的二手教科书，送都送不掉。”周沫说。
据她介绍，在自己宿舍，单算英语类教材就有40余本。同学们没有想到更好的处理办法，只能低价卖给废品回收站或是卖给其他学校来考研的同学。“对面寝室的同学，3个人的书籍一共70多斤，卖了20几块钱，”周沫说，“大家还是把专业书留下来了，舍不得卖。”
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她觉得“教材在实际上课过程中并无太大作用，使用率极低”。老师讲课基本都不用教材，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教学经验授课，而对很多学生而言，有没有教材并无实质性区别。
和周沫情况类似的毕业生还有很多。来自四川某高校的周红燕知道自己每年花800多订的书，最后只能变成一堆10几块钱的废品时，就决定“把它们全部送出去。”在周红燕的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在大一的时候就签订了自愿订购教材的协议，大学四年的教材都由学校统一订购。
6月12日那天，她做了一件她认为很有意义的事。她自己制作传单，把不要的书列在上面，然后去低年级学生宿舍挨个敲门发了一遍。很快，就有80多人通过微信联系她，取走了180多本书。
“来我这儿取书的很多都是其他院系对法律感兴趣的同学，或者想提前预习的本专业师弟师妹。”他们中很多人领到书后都表示，以后也会像周红燕一样把自己闲置的书传递给其他人。“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周红燕感到特别满足，她说，“自己快要离开大学了，很想在校园里留下一些东西，等离开了至少还有人记得有一个好学姐。”
对于学校统一订购书籍的举措，周沫觉得利弊均有，但强制订购还是不合理的。“对真正想要学习的人而言，有没有教科书都是一样的。”
二手书屋的建立，赋予旧课本新的使命
6月9日晚，上海财经大学“淘来淘趣”第一次进行毕业季上门收书。统计学专业的毕业生潘婧媛从宿舍来来回回搬了好几趟书，垒起来几乎和她一般高。再过两个月，她将去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共55本，从来没卖掉过，这是我大学四年的书。”仅当晚，“淘来淘去”从近200名毕业生手中回收图书4000余册。
“淘来淘趣”是一家二手书屋，成立于2007年秋，隶属于上海财经大学勤工助学中心的学生部门，“淘淘”是该校学生对它的昵称。今年大三的宋顾雨记得大一入学时，学长学姐分享经验时告诉他们，要购买教科书，可以去学校教材中心领一张书单，然后去“淘淘”“淘”，价格会优惠很多。那一学期，宋顾雨的教科书在学校教材中心的价格是700多元，而在淘淘只需要200多。
“淘淘”实行的是寄售制。3折收购闲置图书，再按收购价卖出。等书找到了新的主人之后，钱会存进原主人的账户，原主人才能拿到钱。“淘淘”扮演的只是一个不盈利的中介角色。
书屋由学生自主参与管理，设经理1名，助理2名，下设财务、信息、内务、人力4个小组，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在这里兼职的学生每个月可以从学校获得一定的补贴。
低廉的价格和教科书“买来却不带走”的性质使淘淘的生命力不衰。在“淘淘”，翻开一些货架上的教科书，不少封面上写了不止一个人的姓名，笔记也风格各异，它们不止是二手，可能是三手、四手。如果学校的教材不更新、改版，这些教材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上海财经大学勤工助学中心的负责教师田甜认为，二手书屋的建立，不仅为家庭困难的学生节省了教材开支，同时让学生亲身参与到商业化运作中，将课堂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除此之外，提高书籍的使用率，倡导了物尽其用的绿色环保理念。“淘淘”的初衷便是给学生建立一个规范、有序、便利的二手教科书交易渠道。
每到开学初，“淘淘”店内就会排起购书长龙。据统计，2014年“淘淘”的营业额为14.79万元，按照3折销售，推算下来，为学生节约近35万元的书本花费。
“淘淘”新一任学生经理徐景曈在经营了“淘淘”一年之后，对上财的一首毕业原创歌曲《毕业日志》中的几句歌词体会颇深：
“大一时的课本如今已经微微泛黄，送给淘来淘趣我要做一个称职的学长。”
“虽然明天就要离开这个我深爱的地方，但是我的课本会代替我走进曾经的课堂。”
而就在前一天，他还为如何处理堆成小山似的书犹豫不决。他抱着积攒已久的报纸去了楼下的废品处，“4毛一斤，20斤，8块钱”，当这串数字从收购者嘴里蹦出来时，刘峰觉得自己“心都碎了”。这些报纸是他的心头之爱——每一期都完好无缺，并按出版时间整理好。他瞬间决定，自己的书一本都不能卖。
对于50多本教材、专业书，他不再考虑将它们卖掉，而是免费赠予学弟学妹。
在这个夏天，约有749万和刘峰一样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园。离校前，他们关心着这些陪伴自己大学生活的图书将流向何方。“实在无法用钱去衡量这些书的重要性”刘峰说。
跳蚤市场与毕业捐赠，最后的校园情怀
常涛和刘峰同级，是郑州大学法学院学生。与刘峰不同，他和室友毫不犹豫地决定把书都卖出去。寝室6个人，教材和课外书加起来数百本。他们把书单列出来挂在学校的贴吧上，同时还把书分批放在“跳蚤市场”上练摊，有模有样地吆喝着。
跳蚤市场上共46个摊位，有28个在卖书。其中卖教材的占大多数，课外书的转卖则几乎是个位数。
常涛说，自己逛了3年的“跳蚤市场”，如今终于轮到自己“练摊”。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传承。“学长学姐到学弟学妹、新书到旧书、转买到转卖，这是一个循环相传的习惯。”
“卖的是旧书，更是校园情怀。”常涛说，自己愿意尝试摆摊卖书，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前3年看别人卖东西，遥想自己毕业了也出来卖东西。所以现在我带着这种传承精神，也算是最后的校园情怀了。”
国际关系学院的赵奔，也选择在跳蚤市场卖书。赵奔卖书有自己的特色——不仅仅推销旧书，还分享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他会询问学弟学妹们大三之后的计划，然后给他们推荐图书，并且以他的个人经历作参考。旧书的售价基本定在5至10元一本，三四个小时后，他的旧书基本卖出，收入300元。而按这些书籍的原价计算，总和早已超过数千元。但在他看来，旧书甩卖最大的意义在于促进了图书的循环利用。
而在跳蚤市场卖不掉的旧书，可以选择放到宿舍楼里的“格子铺”。那是一个设在宿舍一层楼梯旁边的“流动书柜”，“多余无用的旧书就可以放在那儿，需要它的人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可以直接拿去看。”
6月1日那天，北京大学工学院大三学生张军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晚上8点半一下课，他和20多名志愿者开始在宿舍楼里挨个敲门宣传他们的毕业生图书回收项目——“薪火相传北大人”。
这已经是他第三年参加这项活动。自2009年初创以来，这项北京大学最大规模的图书循环利用公益项目，已经累计回收图书10余万册，平均每年的收书量达2万多册。
“虽然晚上直接回收的书并不多，但通过这次宣传可以为我们7月初更大规模的回收活动造势。”张军显得很有信心。
“除了闲书啥也没有留下，师弟师妹们努力做个学霸吧！”当天晚上10点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四毕业生王修竹在自己的朋友圈的状态里写道。就在那天晚上，她为“薪火相传北大人”送出了20多本教材和30多本杂志。这些图书经过张军他们的整理、登记、搬运，将在今年秋季开学时免费发放给新入学的大一新生。
“无处安放”的教材，难逃废品处理厄运
与张军境况完全相反，就读于安徽省某高校的周沫（化名）却对她一大摞的书籍犯了愁。据她回忆，大一入学时，因不了解大学校园的教学方法和授课体制，便听从学校要求订购了教材，四年的教材费大约2000多元。
“我们每个年级的同学都有相同的教科书，本院系的师弟师妹自然不会买我们的二手教科书，送都送不掉。”周沫说。
据她介绍，在自己宿舍，单算英语类教材就有40余本。同学们没有想到更好的处理办法，只能低价卖给废品回收站或是卖给其他学校来考研的同学。“对面寝室的同学，3个人的书籍一共70多斤，卖了20几块钱，”周沫说，“大家还是把专业书留下来了，舍不得卖。”
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她觉得“教材在实际上课过程中并无太大作用，使用率极低”。老师讲课基本都不用教材，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教学经验授课，而对很多学生而言，有没有教材并无实质性区别。
和周沫情况类似的毕业生还有很多。来自四川某高校的周红燕知道自己每年花800多订的书，最后只能变成一堆10几块钱的废品时，就决定“把它们全部送出去。”在周红燕的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在大一的时候就签订了自愿订购教材的协议，大学四年的教材都由学校统一订购。
6月12日那天，她做了一件她认为很有意义的事。她自己制作传单，把不要的书列在上面，然后去低年级学生宿舍挨个敲门发了一遍。很快，就有80多人通过微信联系她，取走了180多本书。
“来我这儿取书的很多都是其他院系对法律感兴趣的同学，或者想提前预习的本专业师弟师妹。”他们中很多人领到书后都表示，以后也会像周红燕一样把自己闲置的书传递给其他人。“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周红燕感到特别满足，她说，“自己快要离开大学了，很想在校园里留下一些东西，等离开了至少还有人记得有一个好学姐。”
对于学校统一订购书籍的举措，周沫觉得利弊均有，但强制订购还是不合理的。“对真正想要学习的人而言，有没有教科书都是一样的。”
二手书屋的建立，赋予旧课本新的使命
6月9日晚，上海财经大学“淘来淘趣”第一次进行毕业季上门收书。统计学专业的毕业生潘婧媛从宿舍来来回回搬了好几趟书，垒起来几乎和她一般高。再过两个月，她将去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共55本，从来没卖掉过，这是我大学四年的书。”仅当晚，“淘来淘去”从近200名毕业生手中回收图书4000余册。
“淘来淘趣”是一家二手书屋，成立于2007年秋，隶属于上海财经大学勤工助学中心的学生部门，“淘淘”是该校学生对它的昵称。今年大三的宋顾雨记得大一入学时，学长学姐分享经验时告诉他们，要购买教科书，可以去学校教材中心领一张书单，然后去“淘淘”“淘”，价格会优惠很多。那一学期，宋顾雨的教科书在学校教材中心的价格是700多元，而在淘淘只需要200多。
“淘淘”实行的是寄售制。3折收购闲置图书，再按收购价卖出。等书找到了新的主人之后，钱会存进原主人的账户，原主人才能拿到钱。“淘淘”扮演的只是一个不盈利的中介角色。
书屋由学生自主参与管理，设经理1名，助理2名，下设财务、信息、内务、人力4个小组，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在这里兼职的学生每个月可以从学校获得一定的补贴。
低廉的价格和教科书“买来却不带走”的性质使淘淘的生命力不衰。在“淘淘”，翻开一些货架上的教科书，不少封面上写了不止一个人的姓名，笔记也风格各异，它们不止是二手，可能是三手、四手。如果学校的教材不更新、改版，这些教材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上海财经大学勤工助学中心的负责教师田甜认为，二手书屋的建立，不仅为家庭困难的学生节省了教材开支，同时让学生亲身参与到商业化运作中，将课堂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除此之外，提高书籍的使用率，倡导了物尽其用的绿色环保理念。“淘淘”的初衷便是给学生建立一个规范、有序、便利的二手教科书交易渠道。
每到开学初，“淘淘”店内就会排起购书长龙。据统计，2014年“淘淘”的营业额为14.79万元，按照3折销售，推算下来，为学生节约近35万元的书本花费。
“淘淘”新一任学生经理徐景曈在经营了“淘淘”一年之后，对上财的一首毕业原创歌曲《毕业日志》中的几句歌词体会颇深：
“大一时的课本如今已经微微泛黄，送给淘来淘趣我要做一个称职的学长。”
“虽然明天就要离开这个我深爱的地方，但是我的课本会代替我走进曾经的课堂。”